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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1910 元好问 论诗三十首 金 七绝 古雅难将子美亲，精纯全失义山真。
论诗宁下涪翁拜，未作江西社里人。
221912 元好问 论诗三十首 金 七绝 撼树蚍蜉自觉狂，书生技痒爱论量。
老来留得诗千首，却被何人校短长？
221913 元好问 论诗三十首 金 - 池塘春草谢家春，万古千秋五字新。
传语闭门陈正字，可怜无补费精神。
注释：其二。
出处姜葆夫、韦良成选注《常用古诗》
221914 元好问 论诗三十首 金 七绝 排比铺张特一途，藩篱如此亦区区。
少陵自有连城璧，争奈微之识碔砆？
221915 元好问 论诗三十首 金 七绝 金入洪炉不厌频，精真那计受纤尘？
苏门果有忠臣在，肯放坡诗百态新？
注释该诗就苏轼诗歌而发，人们通常认为，前两句褒扬苏诗，以真金相许，说是真金不怕火炼，完美的苏诗经得起考验，不怕纤尘的侵袭。
这种理解只能是就苏诗佳作而言，元好问对苏轼评价很高，当然会承认苏诗中有真金存在，但从全诗来看，这首诗是就苏诗整体或“百态新”那一部分而言的，因此，这样理解既与末句的批评相龃龉，又与元好问对苏诗总的态度相左。
元好问认为，苏诗有些美中不足，如“奇外无奇更出奇”、“俳谐怒骂岂诗宜”（《论诗三十首》），“诗至于子瞻，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”（卷三十六《东坡诗雅引》）等。
据此，他不可能把全部苏诗比喻成毫无杂质的真金。
古今各家解释，似乎只有陈湛铨先生《元好问论诗绝句讲疏》最贴近原意，他指出，“精真那计受纤尘”的“计”字，应依另一版本作“许”字，并解释道：“金入洪炉不厌频，喻诗贵锻炼，愈炼乃愈工，嫌坡诗得之太易也。
精真那许受纤尘，谓佳制应无疵累，要须使人无懈可击也。
”⑤如此解释，其窒碍则涣然冰释，其含义则豁然贯通。
该诗后两句有两种对立的解释。
查慎行《初白庵诗评》以为是指责“苏门诸君，无一人能继嫡派”，把“坡诗百态新”看成是值得继承和弘扬的优点，这是不晓遗山诗论之误，已无须费辞。
潘德舆《养一斋诗话》卷一认为该诗“明言苏门无忠直之言，故致坡诗竟出新态”，对“坡诗百态新”持贬抑态度。
今人多持此说，认为元好问在肯定的基础上对苏诗又有些微辞。
但这种解释尚隔一层。
问题在于，它忽视了对“苏门果有忠臣在”一句的细致考察，将“苏门”简单地理解为“苏门四学士”或“苏门六君子”等人，而他们从未自许为苏门忠臣后人有无此说，也不见记载，那么，“苏门果有忠臣在”的“果”字又从何而来、落在何处呢？
它分明是反驳“苏门忠臣”的语气，我们不可不察。
考之文献，元好问这一句实际上确有所指，当时有人公然以“苏门忠臣”自居。
王若虚《滹南遗老集》卷三十一《著述辨惑》有如下一段记载： 前人以杜预、颜师古为丘明、孟坚忠臣，近世赵尧卿、文伯起之于东坡，亦以此自任。
予谓臣之事主，美则归之，过则正之，所以为忠。
观四子之所发明补益，信有功矣，然至其失处，亦往往护讳，曲为之说，恐未免妾妇之忠也。
这里暂且不论杜预、颜师古，也不论赵尧卿（因无文献可征），单就文伯起而言，诚如王若虚所说，确非东坡忠臣。
文伯起名商，蔡州人，年辈早于元好问，大定二十年(1186)王寂贬官蔡州，与他相识，有人说他“博学高才”（《拙轩集》卷六《与文伯起书》），明昌五年(1194)受王寂推荐，任国子教授、迁登仕郎。
生平散见《金史·章宗本纪》和《拙轩集》。
著有《小雪堂诗话》。
张伯伟教授根据有关文献推断《小雪堂诗话》是专论东坡诗词的著作⑥，很有道理，只是该书早已失传，如何品评东坡，已不得其详。
《滹南诗话》卷中征引文伯起论东坡以诗为词之言，“先生虑其不幸而溺于彼，故援而止之，特立新意，寓以诗人句法”，此论实出自南宋汤衡为张孝祥词所作的《张紫微雅词序》，文伯起悄悄地化为己有，居然瞒过了博学的王若虚，他无疑赞同此论的。
这种观点拨高了苏词的自觉意识，忽视了苏词的游戏性质，不够允当。
他的诗歌已经失传，据王寂说，他“善用强韵，往复愈工”（《拙轩集》卷二），大概走的是东坡新奇一路，就此而论，他就不是苏门忠臣。
元好问无疑知道文伯起的这种言论。
他在《东坡乐府集选引》中就提到过《小雪堂诗话》（卷三十六）。
“苏门果有忠臣在”正是就此而发，不过，他的批评与王若虚略有差别，侧重批评苏门“忠臣”们“肯放坡诗百态新”。
《小雪堂诗话》收录了一些元好问认为是“他人所作”的东坡词，数量多达五六十首，其中就有元好问认为“鄙俚浅近，叫呼衔鬻”、“极害义理”、绝非东坡所作的《沁园春》（孤馆灯青）词（卷三十六《东坡乐府集选引》）。
据此推测，这部具有“妾妇之忠”性质的《小雪堂诗话》对苏诗也不可能进行元好问心目中的去伪存真的整理工作，而是任其“百态新”，不加以“纠正”，这自然不为元好问所赞许，因之文伯起也就不是苏门忠臣。
事实上，依据他的标准，在所有研习东坡的文人中根本就没有“忠臣”。
于是，他后来亲自出马，编选东坡诗词，将东坡诗中的“杂体”部分剔除掉，将“近古”、“近风雅”的部分单列出来，编成东坡诗雅目录（卷三十六《东坡诗雅引》）。
清人汪由敦颂扬此举“力挽新奇归大雅，苏门谁复是忠臣”⑦。
但是，元好问弄此苏诗“雅本”，就真的是“苏门忠臣”了吗？
他或许避免了“妾妇之忠”，却损失了部分苏门家产，经他之手，倒出去的恐怕不仅仅是污水。
--引自“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胡传志 金代文学研究”
221916 元好问 论诗三十首 金 七绝 乱后玄都失故基，看花诗在只堪悲。
刘郎也是人间客，枉向东风怨兔葵。
注释该诗批评刘禹锡《戏赠看花诸君子》和《再游玄都观》二诗，其旨意郭绍虞先生早已揭明，重点是在“作诗应否讥刺之问题”（《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》）。
但由于郭先生所论甚为简要，似不够充分有力，未能成为定论，后人遂出新说，或谓遗山寄黍离之悲，或谓遗山同情刘氏生平遭际，等等，所以，有必要对该诗略加疏证，以证成郭说。
元好问论诗，主张温柔敦厚，明确反对直露刻薄的怨刺。
在他众多的诗文禁忌中，就有“无狡讦”、“无为妾妇妒，无为仇敌谤伤”等形式戒条。
他认为，即使有“不能自掩”的“伤谗疾恶不平之气”，也应该“责之愈深，其旨愈婉，怨之愈深，其辞愈缓”（卷三十六《杨叔能小亨集引》）。
而刘禹锡的《戏赠看花诸君子》一诗，《旧唐书·刘禹锡传》说是“语涉讥刺”，《新唐书·刘禹锡传》说是“语讥忿”，好在是戏赠之作，尚无伤大雅，但《再游玄都观》一诗就怨刺失度了，尤其是诗序中所谓“重游玄都，荡然无复一树，唯有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”，将所有当权者斥为兔葵、燕麦，打击面太大，贬损太过，不免流于刻薄。
所以，《旧唐书·刘禹锡传》说：“执政又闻诗序，滋不悦”，《新唐书·刘禹锡传》未引诗歌，却引出序中兔葵、燕麦等语尤为不满。
元好问也是这样，他在《留赠丹阳王练师三章》（卷十四）诗中，像是有意改写刘禹锡的《再游玄都观》诗，说：“烂醉玄都有旧期，百年人事不胜悲。
桃花一簇开无主，留著东风与兔葵。
”他看重的只是其中人事变化的悲伤，而不是“怨兔葵”的怨刺。
该诗与“乱后”一绝同韵，可资参考。
在“乱后”这首论诗绝句中，元好问实际上是继承前人的观点，批评《再游玄都观》及其诗序的怨刺失度。
前两句概括刘禹锡创作《再游玄都观》的背景，“乱后”指刘禹锡被贬十四年间皇权迭变、宦官专权、藩镇割据的动乱时局，与元好问创作该诗时的避乱无关，因为此前的蒙古入侵，并未攻破长安，不存在“玄都失故基”的可能，所以，没必要无端臆测，据此挖掘所谓的“黍离之悲”。
“失故基”指刘禹锡诗前小序所说“荡然无复一树”的衰败景象，看花诗指《戏赠看花诸君子》一诗，不是统指两首桃花诗。
两句诗的意思与“烂醉玄都有旧期，百年人事不胜悲”相同，认为当时一切只值得悲伤，不应该再出怨刺之语。
后两句是全诗的关键，“刘郎”一句，借用刘诗“前度刘郎今又来”之语，同时暗用刘晨入天台山的传说，说刘禹锡也是凡人。
“枉向”一句，拈出《再游玄都观》诗序为批评重点。
“枉”是“错”的意思，与“枉著书生待鲁连”（《论诗三十首》）和“风流五凤楼前客，枉作襄阳雪里看”（卷十二《李白骑驴图》）的“枉”字同意。
两句连在一起，是说刘禹锡也是凡人，不能免俗，却错将所有人都指斥为东风中的兔葵、燕麦一类，加以嘲讽。
可见，这首诗着重批评《再游玄都观》尤其是诗序的怨刺失当。
--引自“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胡传志 金代文学研究”
221917 元好问 论诗三十首 金 七绝 曲学虚荒小说欺，俳谐怒骂岂诗宜？
今人合笑古人拙，除却雅言都不知。
注释该诗排斥俳谐怒骂的不良习气，体现元好问论诗尚雅的旨趣，论者多以为它是就东坡及其末流所发，一般征引三条资料作注。
一是黄庭坚所说，东坡文章“短处在好骂”（《答洪驹父书》），二是严羽所说，“近代诸公……其末流甚者，叫噪怒张，殊乖忠厚之风，殆以骂詈为诗”（《沧浪诗话·诗辩》）。
三是戴复古所论，“时把文章供戏谑，不知此体误人多”（《论诗十绝》）。
严、戴二家之说，元氏未必获闻，倒是朱弁《风月堂诗话》卷上有段话值得一读：“（参寥）尝与客评诗，客曰：‘世间故实小说，有可以入诗者，有不可以入诗者，惟东坡全不拣择，入手便用，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，一经坡手，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，自有妙处。
”《风月堂诗话》为朱弁羁金时所作，在金有传本，元好问当能读到。
他作此诗，心中必有此语，故能为前两句作注。
但是，其批评不限于东坡及其末流。
元好问针对“汉谣魏什久纷纭”的现状，所持的雅正观特别苛严，甚至狭隘，连李白、杜甫也不完全符合其雅正标准。
他批评那些不自珍重的诗人，说“诗人玉为骨，往往堕尘滓。
衣冠语俳优，正可作婢使”（卷二《别李周卿》），他批评苏轼，“不能不为风俗所移”，创作“杂体”诗，并对振兴风雅传统感到悲观失望，说“诗至于子瞻，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，后人无望矣”（卷三十六《东坡诗雅引》）。
在他看来，众多诗人之所以不合格，原因之一就是多写杂体诗，也就是因为“衣冠语俳优”、“俳谐怒骂”，可见，“俳谐怒骂岂诗宜”是批评所有诗人“俳谐怒骂”的缺点，他的打击面要比黄庭坚、严羽等人宽得多。
元好问的这番言论，还特别针对“今人”而发，后两句说得很清楚，是说“今人”合该嘲笑古人之“拙”，只知道有雅，不知道有其他。
这是批评今人不及古人纯正，以曲学、小说、俳谐怒骂入诗，据《归潜志》记载，李纯甫正是这类“今人”，他“幼无师传”（卷八），“平日喜佛学”（卷九），“南渡后，文学多杂葛藤，或太鄙俚不文”（卷十），如解释老子“道生一”，有“一二三四五，虾蟆打杖鼓”（卷九）之语，他的这一套应该在元好问所批评的“曲学”和“小说”的范围之内。
李纯甫还喜欢以俳谐怒骂入诗，《归潜志》卷九曰：“李屏山视赵闲闲为丈人行，盖屏山父与赵公同年进士也。
然赵以其才，友之忘年。
屏山每见赵致礼，或呼以老叔，然于文字间未尝假借；或因醉嫚骂，虽愠亦无如之何。
其往刺宁边，尝以诗送，有云：‘百钱一匹绢，留作寒儒裩。
’讥其多为人写字也。
又云：‘一婢丑如鬼，老脚不作温。
’讥其侍妾也。
又《送王从之南归》有云：‘今日始服君，似君良独难。
惜花不惜金，爱睡不爱官。
’亦一时戏之也。
”这类戏谑之作传布甚广，也应在元好问的批评之中。
除李纯甫之外，当时以俳谐怒骂入诗的还有“颇善李屏山”的马天采④，其人“诡怪好异，又喜为惊世骇俗之行”，“南渡为史院编修官，殊无朝士风，杂学，通太玄数”（《归潜志》卷五）。
元好问说其诗“欲别出卢仝、马异之外，又多用俳体作讥刺语，如云‘木偶衣冠休吓我，瓦伶口颊欲谩谁。
啮骨取肥屠肆狗，哺糟得罪酒家猪’，如此之类，不得不谓之乏中和之气”（《中州集》卷七）。
李纯甫、马天采等人的这种诗风，正是元好问这首诗在现实中的批评对象。
至于“今人合笑古人拙”一句，是否别有所本，因文献阙如，已不得而知了。
--引自“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胡传志 金代文学研究”
221918 元好问 论诗三十首 金 七绝 窘步相仍死不前，唱酬无复见前贤。
纵横正有凌云志，俯仰随人亦可怜。
注释该诗批评酬唱之作，论者多引《沧浪诗话》作注，认为它批评次韵之风，大致不错。
但注释此诗时，还应征引其他一些更直接的材料。
《风月堂诗话》是朱弁羁金所作，元好问当能读到。
其中记载了晁以道论东坡次韵之作的话：“指呼市人如小儿，东坡最得此三昧。
其和人诗，用韵妥帖圆成，无一字不平稳。
盖天才能驱驾，如孙吴用兵，虽市井乌合，亦皆为我臂指，左右前却，在我顾盼间，莫不听顺也。
前后集似此类者甚多，往往有唱首不能逮者。
”东坡这种次韵功夫非常人所能及，但元好问并不赞赏，因为在他看来，次韵非古，不符合其雅正观念，特别是金代中期以来，次韵之风大盛，其流弊亦更著。
元好问在《十七史蒙求序》（卷三十六）中说：“及诗家以次韵相夸尚，以《蒙求》、韵语也，故姑汾王琢又有《次韵蒙求》出焉。
评者谓次韵是近世人之敝，以志之所之而求合他人律度，迁就傅会，何所不有？
”刘祁《归潜志》卷八亦载有元好问对次韵的态度：“凡作诗，和韵最难。
古人赠答皆以不拘韵字。
迨苏黄，凡唱和，须用元韵，往返数回以见奇。
余先子颇留意。
故每与人唱和，韵益狭，语益工，人多称之。
尝与雷希颜、元裕之论诗，元云：‘和韵非古，要亦勉强。
’” --引自“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胡传志 金代文学研究”
221924 元好问 论诗三十首 金 七绝 曹刘坐啸虎生风，四海无人角两雄。
可惜并州刘越石，不教横槊建安中。
221925 元好问 论诗三十首 金 七绝 邺下风流在晋多，壮怀犹见缺壶歌。
风云若恨张华少，温李新声奈尔何？
注释：（钟嵘评张华诗，恨其儿女情多，风云气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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